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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搬到浙江海盐生活之前,余华曾在杭州生活了几年,他出生在那里,却没能成长在那里。

    余华家里有四口人,父亲、母亲,还有一个哥哥,叫华旭。兄弟二人同胞不同姓,哥哥跟随父亲姓“华”,弟弟则跟随母姓“余”。

    1961年,在余华1岁时,父亲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外科医生的梦想,离开杭州,来到了一个叫海盐的县城。

   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,父亲将工作的地方花言巧语地描述了一番。

    几个月之后,母亲便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海盐,结果发现眼前的现实根本不像信中写得那般美好,“这里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”。

    从此开始,余华的故事迎来了那个人尽皆知的开篇:

   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,余华和哥哥的童年岁月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。

    上小学前,余华整日在医院的走廊里乱窜。几乎每天,余华都会看见护士从手术室里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,倒进住院大楼后面的池塘里。到了夏天,成百上千只苍蝇就会聚集在水面上。

    那是余华最常见到血的时候。在医院,他时常会碰见父亲穿着沾满鲜血的手术服行色匆匆,就连口罩上都血迹斑斑。

    他并不恐惧,只是很好奇,父亲为什么不肯停下来和自己说一两句话?

    对比之下,在内科工作的母亲就要好一些,她不仅会叫住乱跑的儿子,没有病人问诊时,还会将小儿子叫进诊室说几句话。

    等到余华上小学,一家四口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。家的对面是太平间,旁边则是公共卫生间。

    家里没有厕所,每次想要解手时,余华都要先路过太平间。那时候“死亡”像是一个熟悉的过客,他日日遇见,却从不攀谈。

    余华第一次与“死亡”对话,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某个深夜。他睡在床上,听见不远处的太平间里传出凄惨的哭声,男女老少,各种哭喊。

    白天,余华搬着板凳坐在家门口,看见逝者家属在太平间外叫喊哭号、互相安慰。他很好奇,“死亡”到底是什么?

    于是他偷溜进太平间,看见白布下面盖着死人,一只手露在外面,微微弯曲,有些灰白、发青——死亡,原来股票配资安全合法吗就是这个样子。他非常坦然且平淡地接受了这件事。

    海盐的夏天很热。为了找到一个舒服的午睡地点,余华走进了太平间,那里有一张用水泥砌起来的床,非常凉快。他躺在上面,可以睡上几个小时。

    他曾一度很留恋这种感觉,但又无法形容这种奇妙的体验,直到许多年后,他在海涅的《还乡曲》中读到这样的语句:

    “死亡是凉爽的黑夜,生命是闷热的白天。天黑了,我进入梦乡,白天使我很疲惫。”

    因为留恋闷热夏日里的凉爽,余华一度很痴迷“死亡”。于是在最初写作时,他犹如一个冷酷无情的“连环杀手”,无差别地“谋杀”每一个笔下的人物,好像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离奇地忽然死去。

    多年后,有读者曾打趣地问余华,为什么一定要写死那么多的人?余华笑着回答,很多小说里的人物结局不是由作者安排的,而是命运本该如此。

    有些失去就是毫无征兆的。

    就像小时候,余华有一位玩得还不错的小伙伴,名字他已经忘记了,只记得对方很会吹牛,经常穿一条花短裤。

    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,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,是被他父亲一拳打死的。男孩犯了错,父亲为了教育他,一拳抡过去,正好打断了颈动脉,当场就没了呼吸。

    在那个年代,死掉一个人是很平常的事。大家讲起时也不悲伤,只觉得他们倒霉。

    男孩的家里有六个孩子,他排行老四,不上不下,身后事也办得极为潦草。他被匆匆埋在池塘边,坟堆不高,连墓碑都没有。

    几年风吹雨打后,小坟堆被大地吸收,连带着男孩也没了踪影。就这样,所有人都遗忘了他,一个人彻底地消失了。

    长大成人前,余华听过、见过很多类似的故事。生与死对于彼时的他来说,就是一桩接一桩的意外,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地来,而后不值一提地走,毫无准备。

    所以他没法渲染什么,很多情绪还来不及感受。所谓“百感交集”都是很久之后的事,当然前提是,那些人和故事被一直记得——遗忘,比死亡更残忍。

    《活着》电影剧照

    1977年,余华高中毕业,远方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。大家一片高兴,心里想着一定要考上北京、上海的大学,离开农村,进入城市。

    这一年,17岁的余华第一次参加高考。填报志愿时,大部分同学都写了“清北”和复旦、南开,还有几个人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,被当作笑话笑了很久。

    当时大家对于大学都没有非常清晰的概念,以为填报志愿只是玩玩而已。几个月之后,高考成绩公布,整个海盐只录取了四十几名考生,余华不在其中。

    这本来是一件伤心事,但听说周围的朋友都没有考上,他反而不难受了。

    第二年,余华再次报考,落榜。父母鼓励他再试一次,他不愿意,直接参加了工作。

    根据父母的安排,余华进入卫校,学习了一年,被分配进镇上的卫生院,成了一名牙医。

    卫生院服务的患者主要是乡下的农民,他们中的大多数,都会等到身体实在挨不住了才会走进医院,所以留给大夫的发挥空间很小,很多病拖着拖着就变成了“无药可救”的绝症。

    第一天入职医院,余华跟着一位姓沈的老大夫实习。师徒二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操作台上,沈师傅正在给病人拔牙,兴许是用的力气太大,整个人龇牙咧嘴的,狰狞的样子给了余华不大不小的冲击。

    拔完牙,二人简单聊了两句,另一个病人走进来了,沈师傅便让余华站在他的身边学习:先用棉球蘸着碘酒消毒,然后注射麻药,等到抽完一根烟,问病人“舌头大了没有”,得到肯定回复后,拿起钳子,拔牙。

    余华眼看着沈师傅用一模一样的流程接待了两名患者,之后就听见沈师傅说:“下面的病患都由你处理。”

    余华一愣,心想这算什么回事?几分钟后,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病人。虽然内心慌得不行,但也只能强装镇定,表里不一的样子,像极了新人初入职场,明明什么都不懂却还要被领导点名“讲两句”。

    他学着师父的样子,消毒、打麻药、抽一根烟,然后问病人“舌头大了没有”,接下来麻烦了,他忘记要用哪把钳子了。他向沈师傅投去求助的目光,得到指点后,终于心惊胆战地拔下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颗坏牙。

    没有任何过渡,余华就这样突然成了牙医。这一年,他刚好18岁。

    余华旧照

    余华做了5年牙医,粗略计算,拔掉的坏牙有上万颗。很多人因此摆脱了磨人的牙痛,可他本人却没有体会到半点成就感。相反,他感受到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正在一点点吞噬着自己的青春,“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”。

    余华比较喜欢自由的工作,所以多年来始终无法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,准时上班、下班,这简直太难受。

    卫生院早晨7点上班,即使迟到1分钟都会被训斥。可他几乎每天都迟到,领导几番说教无果,干脆在医院的走廊里加了一个“上班铃”,提醒大家按时上班。

    每天清晨,铃声准时响起,余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宿舍,而后在心里默问:到底是谁规定的,一定要白天上班?

    余华工作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,空闲的时候,他会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边,看街上人来人往,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在某个极为普通的下午,余华盯着街道,心底忽然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:

    “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了前途。就是在这一刻,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,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。”

    按照余华本来的意思,走上写作道路是为了“改变命运”。可如今更广为流传的,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:

    还是在卫生院门前的那条街上,余华看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。他询问对方,为什么可以不上班?那个人回答,在大街上游玩就是自己的工作。

    余华听后十分羡慕,于是也下定决心要进入文化馆工作。当时进入文化馆有三条路可以走:作曲、绘画、写作。前两个太难了,他只好选择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”的写作。

    这个听起来很不正经的回答来自1997年,余华、苏童、莫言、王朔受邀去意大利都灵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,讲述自己为何写作。

    在这场演讲中,余华说自己写作是为了逃避上班,莫言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买一双新皮鞋,王朔说自己是为了谈恋爱,只有写出《妻妾成群》的苏童给出了一个非常官方的标准答案:为了热爱和梦想。

    演讲结束后,苏童懊恼得直拍大腿,怒骂自己愚蠢,应该和朋友们一样瞎编一个不正经的故事,说不定也可以像余华一样,在日后博大家一笑。

    余华、苏童

    为了进入文化馆工作,余华开始写作。在此之前,他对于文学的认知全部来自于小说和大字报。读,很容易;写,怎么办?余华想了想,找来了一本《人民文学》,翻看了两页,简单了解标点使用方法和分段技巧,“好了,可以开始写了”。

    1983年,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余华,又突然成了一名作家,直到今天依旧乐此不疲。

    年幼时,余华曾读过一个句子:“秋天,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……”他无比激动,出生、成长在南方,他从来没有见过北方城市的秋天。

    余华第一次到北京就是在1983年的秋天。

    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1年的小说,四处投稿,却从未得到回应。有一天,县里邮电局的总机告诉他,有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,是《北京文学》的主编周雁如打来的。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。

    余华至今都记得周雁如当时的声音,很急,但是语速并不快,她邀请余华到北京改稿,告诉他,路费和住宿费由《北京文学》承担,而且还有出差补助。

    余华原本是有犹豫的,毕竟每个月30元的工资,似乎很难支撑他远行。但周雁如开出的条件让他放下了所有担心,第二天就坐上了去上海的大巴,在那里又坐火车去了北京。

    改稿很顺利,余华仅用了3天,就将稿件改完了。周雁如给出的修改意见是,结尾有点灰暗,需要改得光明一点。余华乐呵呵地说,只要能发表,自己可以把文章从头到尾都改得光明。

    余华是一个极其幸运且成功的“乙方”。他碰到了一个充分理解、尊重自己的甲方,并且出色、精准地完成了对方的需求。

    一切顺利结束后,周雁如对余华说,不要着急离开北京,可以借着机会好好多玩几天。余华毫不客气,顶着秋末凛冽的寒风,在北京街头四处游走。

    他很喜欢这座城市,到处都在修路、盖高楼,他觉得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,机器发出的轰鸣昼夜不绝,像极了一种原始的吼叫,嘈杂,但是生机勃勃。

    漫步在北京的街头,余华觉得很奇妙。周围很吵闹,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、打扰他。这和县城海盐完全不一样,那个地方太小了,大家互相认识,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熟人。

    可北京不一样,北京很自由。这种“自由”时至今日仍吸引着余华。在人人都高喊“北上广没有人情味”的时候,他反而很喜欢这种疏离感:

    “北京最大的优点,是谁也不把谁当回事儿。大家需要我的时候,就重视我一下,不需要的时候就算了,一直被关注也不好。”

    这里就是“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”,无论谁来,都是若即若离。它不会给予异乡人归属感,也不会要求谁必须给予什么,大家都是自在的。

    在北京的街头漫步了半个月,余华回到了海盐。作为“海盐历史上第一个到北京改稿的人”,他一夜之间成了公认的人才。一个月之后,余华如愿被调到文化馆工作。

    上班第一天,余华故意迟到了几个小时,快到中午才晃晃悠悠地走进文化馆,本想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,不想却成了整个办公室第一个来上班的人,“我当时就知道,这个地方我来对了,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找到了一份工作”。

    多年后,这个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。在被KPI、PPT、微信群追着跑的时代,余华的松弛感成了职场里比钻石还要珍贵的东西。

    再讲起这段经历,余华说,自己“躺平”的底气主要来源“那是一个只要努力,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年代”,累了就可以休息,养精蓄锐,继续奋斗便能收获新希望。

    可如今已经很难这样轻松地工作了,“现在如果再有人告诉你,要努力工作,你要有上进心,你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,那是鸡汤,不是事实”。

    余华很怀念过去的时候。努力就有收获,一切都很纯粹。

    如愿进入文化馆工作之后,余华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,接连发布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《四月三日事件》等短篇小说。

    和当时极为流行的现实主义文风相比,余华写下的文字更加残暴、诡异,甚至是血淋淋的。借此,余华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《北京文学》时任副主编的李陀在看过他的作品后直言“余华已经走在了中国文学的最前面”。

    1988年前后,余华获得了一个去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。经历了2次高考失利,他早已对读书失去了兴趣,他本想拒绝,但一听说毕业了就可以有硕士研究生文凭,他又很心动。“上完高中直接读研究生,这个听起来很厉害”。

    也是在那里,余华认识了莫言。两个人在一间宿舍里住了两年,相看两厌,分开怀念。

    再过几个小时,2024年巴黎奥运会就要在塞纳河上隆重开幕。这是奥运会头一次在全开放式空间里开幕,正所谓“天地可鉴”。到时候,180艘船会沿着这条6公里的“水上红毯”,路过巴黎圣母院、卢浮宫、协和广场、大皇宫、埃菲尔铁塔这些世界文化遗产,一边欣赏落日晚霞,一边感受历史的厚度。而这些地标,早就被各大项目给承包了。香榭丽舍大街成了公路自行车的赛道,埃菲尔铁塔下能看到铁人三项,巴黎大皇宫是跆拳道的主场,凡尔赛宫里比起了马术。奖牌更是重量级,每一块中间,都镶嵌了取自于埃菲尔铁塔的原始建造材料。铁塔说:“为了招待大伙儿,我付出了太多!”

    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时,莫言已经可以凭借文章挣得稿费,是同学中唯一拥有随声听的“大富豪”。

    不需要写作、阅读时,莫言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歌,然后一边听一边疯狂抖腿。当时余华正在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,莫言则正在创作《酒国》。

    莫言思考时也喜欢抖腿,连带着桌子也一同晃动,余华只觉得灵感被一同抖了出去。

    有一天下午,余华在宿舍走廊看见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大衣柜,便叫上莫言,二人合力将衣柜搬进了宿舍,和屋中原有的柜子组合在一起,将房间隔成了两个单独的区域,余华和莫言各坐一边。

    组合衣柜中间有一条缝隙,偶尔余华还是会通过细缝看见莫言抖动的背影,莫言也觉得很不自在,于是他们又在两个柜子之间挂上了印着港风美女的日历。

    那天之后二人文思泉涌,写稿速度也大幅提高。

    余华、莫言

    余华和莫言没有上过大学,对很多常识并不了解。拿到鲁迅文学院的毕业证书后,他们一前一后搬离宿舍,几个月之后又先后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,要求他们立刻返校答辩,否则就没有学位。

    直到这时二人才知道,毕业证和学位证并不相同,只好又火急火燎地跑回学校进行毕业答辩。

    余华很喜欢北京,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,便一直定居在北京。莫言的老家在高密,也是他所有创作灵感的来源,所以每次需要写作时,他都会收拾行李回到家乡,一住就是好几个月。

    九十年代初,余华“赶时髦”在家里安装了一部座机,但因为使用者太少,电话一年也响不了几次。

    那时唯一会给余华打电话的人就是莫言,借此交谈近日生活和写作进度。

    1994年,莫言在电话里告诉余华自己要写一本纪念母亲的“长篇巨作”,起名为《丰乳肥臀》。话音刚落,只听余华在电话这头爆笑如雷。3个月之后,莫言写出了50万字的初稿,余华一看,还真叫这个名字?!

    几年后,莫言又拖着行李箱回了高密。40天之后,《生死疲劳》诞生了,余华再看,笑不出来:“妈的,怎么写得这么牛逼,很嫉妒!”

    余华、莫言

    1995年冬,《丰乳肥臀》定稿、出版,因为书名露骨、内容赤裸,引来骂声一片。余华本想安慰莫言,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同样糟糕,慰问的话到了嘴边也只剩苦笑。

    那几年,余华写出了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相比于从前作品展现出的暴戾与残酷,这两部更多了一些与苦难和解的意味。两部作品发布后,众人痛批余华背叛了先锋,陷于流俗。

    一片质疑声中,余华回应,“作家不会为了一个流派写作”,他只是想写一个故事,一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。

    33岁那年,余华无意间读到了史学家贝瑞孙写给海明威的信,信中提及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手法,贝瑞孙给出的理解是:大海就是大海,老人就是老人……他们不象征任何东西。

   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余华对文学、写作的认知,于是他舍弃了此前所有的技巧,循着一个新路径写下了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

    从前他习惯赋予“苦难”厚重的意义,可那都是旁观者的臆想和思考,“福贵和许三观也许不会这么想”,他开始尝试尊重笔下人物的命运,让大海只是大海,老人就是老人。

    《活着》电影剧照

    风波中,一位文学评论家找到史铁生,问他如何看待好友余华的改变,史铁生回答:“这让我心明眼亮。”

    他读懂了余华笔下的“苦难”,因为他身处其中。

    被双腿彻底背叛后,史铁生半生都被困在轮椅之上,病痛缠绕着他,他却说“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”。

    史铁生

    每每回忆起史铁生,余华的讲述都是轻快、明亮、温暖的。

    在他讲述的故事里,史铁生是在篮球场上坐着比赛的足球守门员,是可以在麻将桌上力挽狂澜的牌友,是和他们一起去地里偷黄瓜的“最佳损友”,是即使遭受了命运的不公,也笑对一切,保持善良,没有丝毫怨言的“轮椅巨人”。

    余华(后排左二)与史铁生、友人合影

    之前,余华与莫言、苏童等老友共同参加了一档读书综艺。坐在有风的岛屿上,他们聊起有关文学的故事、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,当然,也有史铁生。

    苏童说:“我记得铁生的体温。”

    余华说:“铁生,铁生不在了。”

    余华又一次想起了铁生

    纵使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,但2000年之后,中国文坛确实失去了很多活力。

    造成尴尬局面的原因有很多:商业主义大范围进入市场、网文崛起、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……娱乐方式多种多样,阅读和写作已经不那么流行。

    这段时间里,余华明显放慢了自己的写作速度,从1995年写出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之后10年,他的作品只有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。

    没有人关心余华去哪儿了——“文学”已经不重要了。

    2005年,余华的《兄弟》问世。对于这部自己呕心沥血、竭尽全力才写完的作品,他寄予了很大的期许和希望,本以为会得到无尽肯定,不想现实却是“骂声如雷,在头顶轰隆隆响了半年”。

    多年前《活着》与《许三观卖血记》诞生时也是如此,面对批评和否定,余华坦言自己早就习惯了。

    之后又是8年,余华写出了《第七天》,与此同时,他的好朋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。

    这一年,中国文坛短暂地沸腾了一下,只是片刻,又回归了一片静寂。余华的《第七天》没能激起太大的浪花,莫言也再未写出长篇新作,曾经的“难兄难弟”又一次殊途同归。

    2021年,长篇小说《文城》出版,此时余华已经61岁了。同为80年代作家,余华是为数不多一直在写作的人,有人问他坚持的诀窍是什么,余华的回答是:别太坚持,要不谁也扛不住。

    余华始终认为,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勤奋的作家。谈起2000年之后写作速度变慢的理由,他极为坦诚地说,是因为日常生活太丰富了,分散了一些精力,直白点说就是:在玩,没空写作。

    余华形容自己的写作习惯是“写一写,歇一歇”。实在无法推进文章进度时,他就会去做一些事情放松一下自己,比如看球赛、看电影、读书。

    为此,他开通了所有视频平台的会员权限、成为B站的大会员、花400元升级了网络电视系统,娱乐渠道不断升级,唯有小说进度停留在原地。

    这或许是“网红作家余华”故事的起点。

    2021年年初,余华发表长篇小说的消息悄悄地出现在互联网上,在配合宣传、签售新书的过程中,余华早年关于“写作是为了不拔牙”“上班故意迟到2小时”的发言在网上流传开来,完美契合了当代打工人的真实状态。

    从此开始,余华在互联网上日渐走红。某天中午吃饭,余华的儿子告诉父亲“你上热搜了”,余华这才知道,所谓“流量”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
    有人曾统计过,从2021年《文城》问世到现在,余华一共登上微博热搜五十余次,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,“躺平言论”“摆烂文学”,与史铁生、莫言、苏童等文坛大佬的“怨种兄弟故事”,以及著名的“潦草小狗”图片……

    余华与“潦草小狗”

    去年,余华受邀参加了李健的线上音乐会,累计观看量超过了4亿,这是余华第一次对自身流量有了具象的认识,“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”。

    流量汹涌而来,余华起先并不在意,直到商业广告也接二连三地找上门,他才意识到“事情有些不对了”。

    “之前有一个洗发水品牌找到我,请我去做代言人,我很果断地拒绝了。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,这个分寸我是知道的,作家做广告是很滑稽的一件事。”

    余华与李健

    “我此生为之奋斗的,不是流量,是文学。”

    在成为“网络顶流作家”的这几年,余华不止一次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他很清楚地知道,“现在说喜欢我的年轻人,很有可能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”;也很明白,那些迅速聚集的流量,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也会忽然消散。

    他没有想要留住什么,因为那些本身也不是他所渴求的。

    如今的“全网狂欢”只是一种巧合,流量碰巧选中了他。热闹的是时代,不是余华。

    舆论如今讨论的“余华现象”,更像是一种对于当下的希冀和渴望,抑或是对于旧时光的缅怀。

    当有一天这种时代情绪消散了,“网红余华”又会重新回到角落,而作家余华早已安静地老去。

    青年余华

    现在再提起文学,余华说自己不可能写出比《活着》更受人喜欢的作品了。“我只有在32岁的时候,才属于《活着》;当我到了35岁,我就属于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了,现在我都不属于它们两个了。”

    他清晰感知到了时间的流逝,也很清晰地意识到,有些东西早已过时。

    “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。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作家,但《兄弟》之后,我发现那不可能了,因为该写的,我都已经写完了。”

    老年余华

    有人曾问过余华,在所有网络评论里,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?余华说,是他刚在网络上走红那会儿,有个人惊讶地问:

    “写《活着》的余华居然还活着?我以为他不在了!”

    原来,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。